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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版面调整《新京报》的专栏暂停一期。
这是给《21经济报道》的读书笔记。

《图像历史》记述与角度

有一位差不多和蜘蛛侠（彼得-帕克）同名的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写了一本关于图像分析的史学入门书籍：《图像历史》，逻辑严谨，举证翔实，非常精彩。尤其此刻国外媒体歪曲报道肆虐，读到此书关于记述者和利用图像撒谎的章节，非常具有借镜效果。

图像学和瓦尔堡学派

彼得-伯克本书所定义的图像（image）包含图画、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图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基本上大众日常接触到的图像信息全部包含在内。早在伯克之前，研究界对于图像的解读已经超出图画或照片的范畴，1977年罗兰-巴特在《如何阅读电影》（How to read a film）一书中提到，“我解读文本、画像、城市、面孔、手势、场景等等”。

所谓图像学（iconography）的定义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摄影技术和大规模印刷术乃至电视、互联网诞生，图像或艺术的价值已经从“崇敬价值”贬值到展现其本身。但是也基于这个原因，图像的寓意在某种程度上被媒体和受众同时放大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生活在某一个创意无限复制，媒体声音无限放大的时代里，此刻研究图像历史恰逢其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关于图像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德国瓦尔堡，当时被称为瓦尔堡学派。他们将图像的解释分为三种含义：一、照片的自然含义或称前图像学意义，比如一张照片是风景照还是人物；二、严格就图像本身涵盖的内容做出分析，主要关注“常规意义”，比如这是秋天的风景还是农民收割；三、图像研究的解释，把图像放入社会、地理、民族、宗教等综合因素进行分析，于是旁观者发现照片可能带有的某种社会意义，比如人民公社收割忙还是秋天的伊拉克荒野。

如何面对他者

这本书在不同章节引用了两句话放在一起看非常有趣：

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刘易斯-海恩

基督教永远正确，异教徒永远邪恶。——《罗兰之书》

在数年之前市面上曾有本书《我的摄影机不撒谎》，诱发了很多现役的电影业工作者上网匿名拍砖。原因很简单，即便是纪录片摄影师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摄影机不撒谎，撒谎这种行为是一个个体对于事实的叙述并被另一个个体所接受。一切记录和影像都因为记录者不同的角度而变化，更遑论接受信息一方由于文化、地域、宗教差异出现误读的情况。

《罗兰之书》所记录的话语是基督教社会面对异世界的恒常态度，当然这只是一种文明面对他者（other）的其中一种方式。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伊斯兰英雄萨拉丁被他的对手当成一名骑士来看待，从印度移植到中原的佛教都长着中国人的脸，这是文明对待他者文化的另一种平视态度。

某种文化形态下的媒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绘不同世界，其决定因素在于主流文化如何定位自身和对方，是平等对视还是矮化对手。

近观眼前，中国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在不同国家发生了不同故事，我很同意《联合早报》的观点：从这些途经国采取的不同态度中，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可以很轻易判断哪些是朋友，而经由这些时间，国内外华人前所未有地凝聚成了一个民族整体。

从4月6日伦敦站开始，中国民众被西方主流媒体在直播过程中的表现出的明显倾向逐步激怒了。根据彼得-伯克这本书的观点，西方媒体完全放弃原则的报道虽然并不能当成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也不应当做偶然事件，因为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一再重演。

中国不是第一个被歪曲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主流媒体会空前一致集中打压奥运，社会主义中国被西方媒体从文明上定义成为他者，从经济上被当作是西方世界强大的假想敌。西方世界面对14亿中国人民和强大的异世界文明，表现出无能为力和情绪化发泄的倾向，这种时候中国尤其要表现出高速有效的沟通渠道、开放的态度与和蔼的沟通技巧。

启动宣传新轴承

在目前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个亮点值得记录。

首先是中国国民自发利用高科技手段和虚拟媒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不同语言自发进行澄清和反抗非正义报道。这中间表现出的国民智慧程度和理论高度丝毫不逊色于我们的西方邻居。我们的国民完全可以利用西方所宣扬的理论去打击对方的谬误，至于全球华人执着地组织保护圣火行动，这行为中其实蕴含有对于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双重绝望。

其次的一点仍是来源于网络，某网站转发《达赖喇嘛》纪录片视频，大概是为了方便阅读视频被裁成了十多段，这些视频在网络间以几何速度转载并扩散。恐怕这是监管部门没有设想到的。究其原因，适合现代图像传播方式和受众接受方式而已。

假如这段纪录片有英语版本，我相信youtube一定会被华人用户淹没，我们需要更多具有说服力的图像资料，更加缜密的历史证据来阐述我们的观点，表明我们的态度，进一步向世界表达中国的真相。